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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介子、甘延壽——漢代絲綢之路的英勇衛士

19-10-12 10:38 來源:隴東報 編輯:張玉芳

  原標題:傅介子、甘延壽——漢代絲綢之路的英勇衛士

  自漢武帝派遣張騫通使西域,由官方開通絲綢之路后,歷經2000多年,絲綢之路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發揮過巨大作用,為人類社會進步作出了貢獻。前多年,我國會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 順利通過評審,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是對絲綢之路歷史貢獻的充分肯定,也為絲綢之路今后的發展開啟了新紀元。

  關于絲綢之路的起點,因朝代不同,有長安說、洛陽說、開封說等等,但慶陽一直在陸路絲綢之路的中途,是由東向西其中之一路線所經之地,曾發揮過一定的作用。這可以從北石窟等寺的開鑿、唐朝游擊將軍穆泰墓出土的文物,以及清朝末年幾位外國旅行家對慶陽的文字描述可得到證實。

  絲綢之路由自然形成或經官方確立以來,風風雨雨,時通時阻,有其順利之時,也有艱險阻塞之時。暢通時,東西方各國民眾受益,因此保衛絲綢之路的暢通和安全,至關重要。在漢代,絲綢之路建立之初,有兩位志士為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和安全出生入死,作出了歷史貢獻。

  他們是:傅介子、甘延壽。

  傅介子,北地(今慶陽)人。少時聰穎好學,豪邁勇武,立志報國。一次飲酒時,他突然擲掉酒杯,仰天浩嘆: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間,應當馳騁疆場,立功絕域,怎么能做一個閑散文人呢!于是棄文從武,在征戰中獲得了駿馬監官職。那時,絲綢之路開通僅有幾十年,雖然其功效日益顯露,但還不為許多西域國家認知,時通時阻,很不安全。在漢昭帝時,龜茲、樓蘭等國都曾殺死過漢朝派遣的使臣,時常截獲西方來漢廷的客商和貨物,引起朝廷的憂慮與重視。傅介子當時已任平樂監的官職,申奏朝廷,要求出使大宛等國,帶著皇帝的詔書去責問樓蘭、龜茲等國王,恢復絲綢之路的暢通。大將軍霍光同意了他的意見,讓他先去樓蘭國試試。傅介子只帶百人,便去西域各國。他深知西域小國敢于如此得罪漢朝廷,是因為有強敵匈奴為其撐腰,所以他前次去西域時,曾在龜茲國斬殺了匈奴的使臣,引起震動。因此功,他由駿馬監職務提升為平樂監職務。到樓蘭國后,他當面責問國王安歸的失信與背叛,并利用樓蘭國王的貪心,刺殺了國王。當時漢朝廷認為:傅介子憑借自己機智與勇敢,智取樓蘭國王之首,震懾了西域各國,為維護漢王朝的天威、確保西域各國的繼續歸附立下了大功,因此封傅介子為義陽侯,賞賜食邑七百戶。傅介子去世后,歸葬故里(今慶城縣西塬七里廟的石人坳),受到歷代祭祀。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郡郁郅縣人,出生于今慶城縣西川甘溝門人。他出身名門,很有力氣,輕功也很好,被選在御林軍內,深得皇帝賞識。車騎將軍許嘉推薦他擔任了郎中和諫議大夫職務,隨后朝廷派他出使西域,就任都護騎都尉,擔負起保衛西域安全和絲綢之路暢通的重任,他與副校尉陳湯共同發兵,誅斬了匈奴的郅支單于,被封為義成侯。

  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北匈奴郅支單于被迫西遷,與康居國國王聯合,修建五重城(又稱五色城)作為都城。匈奴以此為根據地,經常擾亂西域各國,強征貢物,繼續與漢朝廷為敵,扣押漢朝廷的原使臣江乃始等人,又殺死漢朝廷新派的、送歸作為漢廷人質的郅支單于之子的使臣衛司馬谷吉。

  漢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的一天,陳湯請甘延壽發兵攻取北匈奴部。他建議道:“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小國因害怕而服從大國,這是他們地位和本性決定的。前一段西域諸國,曾服從過匈奴。今郅支單于遷移到這里,自以為國強,侵犯烏孫、大宛,并為康居國王出謀劃策,想吞并這兩個國家。若烏孫、大宛果然被吞并了,勢必又北攻伊利國,西取安息國,南擊月氏國,不出幾年,西域諸國盡為匈奴所有了。而且郅支單于剽悍善戰,現在不圖取他,必然成為西域的大患。最好是先發制人,把屯田墾地的將士全都動員出來,加上烏孫國的部眾,直指郅支單于的都城,乘他們不防備,很容易攻入。利用這個機會斬了郅支單于的首級,上獻給朝廷,豈不是建立了千載一時的大功么?”甘延壽贊同這個意見,想先奏明朝廷取得同意后再實施。陳湯又勸他說:“朝廷公卿,怎么能考慮這么遠?如果你上奏叫他們知道了,反而不見得就依從咱們。”甘延壽不愿意獨斷專行,沒有馬上行動。正考慮上書奏請,忽然得病,只好擱置一旁,從事醫治。

  甘延壽正在調理疾病時,一天,陳湯擅自發兵萬人請行。如此,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甘延壽也認為這是國家大事,良機不可失,便帶病與陳湯將兵分為6隊,即日起行。3隊從南道越過蔥嶺,由大宛國繞往康居國;他與陳湯率領3隊人馬,從北道過烏孫國都,入康居國境 。兩路合圍,經過激戰,漢軍攻破匈奴都城,郅支單于被亂刀砍死,其他軍士殺斃單于夫人、太子、名王以下1500多人,生擒番目145人,收降胡兵千余人, 搜得漢使節2柄,并有前時谷吉所帶的詔書。

  甘延壽與陳湯建此大功,漢元帝本想加封,中書令石顯與朝廷重臣匡衡卻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后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而且以陳湯私取財物之罪,當即令吏士道上收系按驗,后陳湯申辯,才改為具酒食迎勞。在此之前,甘延壽與陳湯已將擅自興兵一事向皇帝上書認了罪。但因重臣有意阻撓,漢元帝遲遲下不了加封的決心。此時光祿大夫、中壘校尉、宗正劉向以《論甘延壽陳湯功疏》上書朝廷,請封甘、陳二人。其疏的大致內容是:郅支單于扣殺漢廷使臣和隨從將吏百余人,此事國內外都知道了,有損漢王朝的威嚴。群臣既憐憫這些受害者,又氣憤郅支單于的狂暴,皇上也想誅殺他為臣下報仇,所以時時想著西域這件事。都護延壽、副校尉陳湯,身負皇上旨意,受到神靈的保佑,動員西域其他國家的國王,帶領屯田的漢兵,出生入死,攻破了康居國,占領了五色城,斬了郅支單于的首級,雪了谷吉被殺的恥辱,揚了漢王朝的威嚴,西域各國表示臣服,連匈奴的呼韓邪單于也愿累世稱臣。這是立了千載之功,建了萬世的安寧,群臣都認為二人所建的功勛是很大的。過去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周宣王誅殺了獫狁,周王朝給予很重的賞賜。現在延壽、湯立了這么大的功,反而受到有些人的攻擊,不能得到加封,這在以后怎么激勵邊關將士呢?齊桓公前頭有尊重周王朝的功勞,后面有滅項國之罪,但有識之士認為齊桓公是功大于過。就在本朝,將軍李廣利,損失了五萬軍隊,耗用了億萬錢的資費,經過四年的辛苦,而僅僅獲得駿馬三十匹,雖然斬了宛王母之頭,但抵不上他花費的資財。要論罪,這罪是很大的,然而孝武皇帝不說他的過錯,而有兩人封侯,三人成了公卿,食邑2500戶的有幾個人。而今康居國疆域大于大宛國,郅支單于的名號重于宛王母,他的罪行比留馬要重得多。延壽、湯不動用國內之兵,不費一斗糧食,卻取得了很大的戰功,這與李廣利相比,功德比他大百倍。而且常惠、鄭吉這些人僅僅跟隨別人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也受到封賞,但對延壽、湯卻大功不賞、小過就罰,我十分痛惜。我建議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此書呈入,正合元帝之意,于是元帝下詔:“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逾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于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匡衡、石顯仍堅持已見。元帝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陳湯為射聲校尉。后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卒于官。王莽為安漢公秉政,益封延壽孫甘遷千五百戶。

  從現在角度看,傅介子未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僅血刃一人,就安定了西域,可謂功德無量。甘延壽也是僅動員在西域屯墾的萬名漢軍攻破了匈奴都城,斬殺了郅止單于,做到了“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得以安”的效果,實在難得。雖然他在發兵時思想上有擅興軍旅的顧慮,但當陳湯假借他的名義將兵調動起時,他不顧身體有病,也不顧及事后朝廷的問罪,還是以漢朝廷在西域的利益著想,同意了陳湯的意見,并親自出馬,率軍攻戰,取得成功。難能可貴的是,在石顯、匡衡為了阻撓朝廷加封甘延壽及陳湯,百般搜尋他二人過錯,在這里只說陳湯“私取財物”,而語不及延壽,可見甘延壽在建立了這么大的功勞、獲取的財物堆積如山時,卻一毫不取,一塵不染,未落下任何把柄可供反對他的人們所利用,其清正廉潔之風讓人嘆服。

  傅介子、甘延壽的行為,其主觀目的是為了效忠于漢朝廷,是否還具有保障絲綢之路的暢通與安全的意識呢?根據歷史資料研究,又從客觀效果看,他們確實在這方面立了大功,樹立了典范,所以說他二人是絲綢之路的英勇衛士。

  傅介子原職務僅是個管理馬匹的小官,維護西域安全與他職務根本不沾邊,但傅介子胸懷天下,立有“馳騁疆場,立功絕域”的大志,當他聽到西域有些動亂時就坐不住了,主動請纓赴邊平亂,這體現了他“位卑不敢忘憂國”的愛國思想,敢于做大事、立大功的勇于擔當精神。甘延壽在陳湯動員他出兵時也非常贊同陳的意見,但不愿獨斷專行,要向朝廷奏報后實行,這是因為他是軍人出身,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沒有朝廷的圣旨,作為主帥是不敢行動的。但當兵士已調動起來,他還是以國家利益為重,毅然帶病率軍出征,同樣表現了與傅介子的一樣的思想和精神。

  樓蘭王在漢王朝與匈奴之間首鼠兩端,為害西域即絲綢之路的安全,就直取他的首級,傅介子出手不謂不狠。甘延壽出兵將五重城團團圍住,不給匈奴逃跑機會,將他們一鍋端。雖然匈奴歷經多年戰爭,勢力大不如前,但他們能與“勝兵十二萬”的康居國比肩聯合,其兵力不可小覷。所以,這個勝利在漢王朝與匈奴戰爭中恐怕是史無前例,也說明甘延壽出手之重,真正是斬草除根、除惡務盡的做法。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打擊敵人。

  傅介子僅率百人,帶著刺殺國王這個明確的目的赴西域,其膽略不能不為后人敬佩。據《前漢書·西域傳上》載:樓蘭國王被殺后,由新立王改國名為鄯善時的國內情況是“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所以傅介子去完成使命,誰也無必勝的把握,但他對兇險的前景無所畏懼,還是勇敢地去了,這說明他已不考慮個人得失,置生死于度外。甘延壽之所以沒有立即實施陳湯出兵的建議,他深知無朝廷圣旨擅自出兵的后果:勝利則罷,兵敗自己捐軀疆場是小事,帶累家庭慘遭株連九族的嚴酷后果事大。他完全可以制止出兵,或者以有病蹲在軍營內將擅自出兵的罪責推給陳湯。但他沒有考慮后果得失,義無反顧,帶病出征了。在出兵之時,還“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最終戰爭勝利了,但后果卻是掌權的大臣百般阻撓為他們議功加封,而且正如他顧慮的那樣,背上“擅自興兵,功難抵罪”的罪名,要處罰他們。漢元帝最終采納了劉向的建議,下了“其赦延壽、湯罪勿治”的圣旨,并給了一定的封賞。

  傅介子不是草莽英雄,他苦讀詩書,俱有超常的文化素養和智謀。他在自薦要求行動之前,對各種情況必然進行了反復深入分析:一是安歸性情貪婪,迷戀財物寶貨,必會上鉤,可乘便行刺,容易成功;二是安歸是原國王入質匈奴的次子的次子,回國當了國王,非正統,本人又無德行,在國內人民中間威望低下,刺殺后不容易引起多大的動亂;三是樓蘭國與漢朝疆界相靠,一旦失利,人員可迅速撤回到國內,也可就近得到國內支援。事實果如傅介子所料,國王安歸不但為財物所迷應約而來,而且當他被刺時,隨行一大幫“貴人左右”中無一人舍生救援他,同時國內人民安靜如水,相安無事,未起任何波瀾,很說明他的威望低到驚人的地步。此外,樓蘭國王安歸死后,漢朝廷采取了兩個善后措施:一是將他首級懸掛于京城北城門之上,以告誡西域各國,而且下達詔書,歷數了他的罪行,詔告天下,進一步孤立、打擊他;二是派遣在漢廷的安歸弟尉屠耆回國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并派軍士護送至國,這些措施有利有節,較為恰當。

  以郅支單于為首的北匈奴常竭力排斥和打擊以呼韓單于為首的南匈奴,不得已,南匈奴歸附漢朝廷;北匈奴時常派兵侵犯欺凌西域各小國,惹得天怒人怨,郅支單于雖與康居國結為軍事同盟,并與國王互為翁婿,但又殺死康居國王之女,如此暴行,何人不側目痛恨?甘延壽、陳湯高舉正義之旗,調動在西域屯墾的漢軍將士萬人,又聯合西域各小國的軍隊,組成四萬多人的征討大軍,分六路開進助紂為虐的康居國。在途中遇上“皆怨單于”的康居國貴人屠墨及貴人貝色子男開牟,“喻以威信,與飲盟”,而且男開牟為其向導,引大軍到五重城。有這么多的盟軍相助,何愁不勝?真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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